《温疫论》评注

《温疫论》评注  前 言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祖国医药学的文献中，明代医家吴有性所著的《温疫论》，就是一部对传染病学发展贡献较大的著作。今天，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对吴有性的《温疫论》进行注释和评论，这对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促进中西医结合，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吴有性，字又可，江苏省吴县洞庭东山人，大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相当于明朝末叶至清朝初叶。吴有性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发生，著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革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据《吴县志》记载，1638～1641年间，在吴县东洞庭山等地区曾相继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斗争，“聚及千众”，影响甚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当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残酷压榨，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广泛流行。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十九次之多，劳动人民死亡不可胜计。在吴有性从事医疗活动的江南一带，据《吴江县志》记载，在《温疫论》成书的1642年前后，当地连年发生严重温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这种情况，从客观上又向医学提出了发展传染病学的要求。

吴有性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由于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推动，结合他对多次疫病大流行所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因此，在探讨当时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和健康的疫病方面，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框，以自己毕生治疫的心得体会，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从实际出发，撰写了《温疫论》这部重要著作。

二

   《温疫论》是祖国医学文献中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它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成就，加以发挥阐扬，提出了诊治温疫病较完整的学术见解，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并对传染病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首先，《温疫论》提出了传染病病因学的新概念——戾气学说。在吴氏以前，对于疫病病因曾有过多种说法，如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等，然而更多医家仍局限于“百病皆生于六气”之说，更有一些反动医家，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利用“五运六气”学说中唯心主义成份，把疫病流行说成是上天安排、天数注定、不可抗拒、无法战胜的“灾变”、“劫运”。吴有性对这种“天命观”予以严厉驳斥，指出：疫病的流行，“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也不是因“四时不正之气”引起，而是感染了自然界一种“戾气”所致。他还指出，这种戾气虽然不可见、不可触、不可闻、不可嗅，但并非虚无缥缈，而是有物质基础的，“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并认为“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坚信人力能战胜疫病。这些见解写在显微镜发明之前，确有远见。吴氏对戾气致疫学说，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根据他多年来对疫病的观察分析，指出“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说明戾气有多种多样，感染不同的戾气，产生不同的病症，所以又称为“杂气”，表明他已初步认识到各种不同的传染病是由各种不同的病原体致病的结果。他也观察到某种戾气对于某个脏器组织有特异性定位，如说：“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这与现代医学认为某些病原体可选择性的侵犯某些脏器组织颇相吻合。吴氏更观察到戾气的种属感受特异性，明确指出：“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这些见解，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也居于先进的地位。另一方面，吴氏在强调戾气致病的同时，并不忽视机体抗力在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说明了机体抵抗力在发病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是符合辩证法的。

《温疫论》对疫病流行的认识，较前人更为深透。在吴氏以前，对疫病的感染途径、流行过程等概念，虽有一定了解，但还是很肤浅的。吴有性通过对温疫病流行的详细观察，累积资料，正确分析，对疫病的流行病学作了新的论述。他明确指出传染途径“有天受，有传染”。这里所说的“天”，不是指日月星辰之天，他补充说：“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很明显是指空气；所谓“传染”，则系指接触传染而言，其意甚明。这种对疫病传染途径的科学观点，对于后世处理传染病的隔离预防、空气消毒等措施有极大的启发，如清代熊立品、赵学敏等对疫病提出具体的预防措施，显然是受其影响的。对于疫病流行的形式，他认为可以成为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这个观点较以前认为只有形成流行才是疫病的观点，大大提高了一步，他说：“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这就是疫病的流行性；至于散发性，他说：“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所患者稀少耳，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断为非杂气也”。吴氏这些见地，非但揭示了传染病的流行特点，而且对传染病的诊断提出新的启示。

《温疫论》对疫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也有许多创见。首先，吴氏治疫强调逐邪为第一要义，认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这是贯串在《温疫论》全书的基本观点。其祛邪之法，重视攻下，尤推重于大黄之类的药物，主张“急证急攻”， “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并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者“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切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变，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是符合急性传染病治疗原则的。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大黄之类的攻下药物能增进肠道蠕动促使体内毒素的排泄，并有较强的抑菌作用，所以，适时地运用攻下法治疗急性传染病，特别是某些肠道传染病，确有较好的疗效。吴氏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治疗疫病的独特方剂，有些至今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和有关报导中，达原饮在辨证的基础上应用，对伤寒、副伤寒、流行性感冒、疟疾等病，均有较好的疗效；三甲散一方，清代薛生白取其意而用于“湿热证，七八日，口不渴，声不出，与饮食亦不却，默默不语，神识昏迷”的证候，为开窍醒神的治法，别开生面，据此，我们曾用此方随证加减，治疗温热病后期，神识朦胧、反应迟钝、四肢强挛等，亦获得一定的疗效。其他如清燥养荣汤、柴胡养荣汤等方以及用梨汁、藕汁、甘蔗浆、西瓜汁之类甘寒之品，治内热烦渴，对后世治疗温病重视养津液有一定指导意义。特别是吴氏关于补泻兼施的论述和运用陶氏黄龙汤治疗温疫病邪实正虚之证，启发后人创制增液承气汤，新加黄龙汤等方剂，从而丰富了温病学说治疗学的内容。此外，在《温疫论》中还详尽而透彻地论述了邪从汗解的病理机转，认为时疫汗解，不可苛求，必待伏邪中溃，表气潜行于内，里气通达于外，多自能得汗，因此反复强调温疫汗不厌迟，反对用麻桂之类强发其汗。吴氏这一见解，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指导临床的意义。在《温疫论》的影响下，研究疫病的学者接踵而来，如余师愚《疫疹一得》、戴北山《广温疫论》、刘松峰《说疫》、陈耕道《疫痧草》、熊立品《治疫全书》等相继问世，他们给《温疫论》以极高的评价，谓其“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然而“贯串古今，融以心得”，“辨疫甚析”，“议论宏阔，实发前人所未发”，“推究病源，参考医案，著成这书，温疫一证，才有绳墨可守”。至于《温疫论》的流传，成书不到两年，已有印本刊世，嗣后各种版本络绎不绝。清代康熙年间已有日本出版的《温疫论》，说明此书不仅流行国内，而且迅速传播海外，足见影响之深远。解放后，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郑重光的《温疫论补注》，以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三

   《温疫论》之所以影响深远，这是与作者的进步思想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医家，他深切同情人民的疾苦，在疫病严重流行的情况下，深入疫区，救治病人，这与那些脱离群众，专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太医有着鲜明的区别。

注重实践，讲究实际，这是吴氏治学的特色。明朝统治者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实行愚民政策，继续推行科举制度，引诱人们闭门读书，脱离实际，这种学风，也给医学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即以《伤寒论》的注解为例，宋以来的四百余种注解本，大部分出自明清，不少注家，随文衍释，考证条文次序，相互传抄，空发议论，无补于临床治疗。吴有性对这种“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的学风十分不满，他尖锐地指出：“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温疫论》正是吴氏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全书不过四五万字，但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大都是创造性的论述，绝不是一些寻章摘句，专工祖述的老生常谈。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防治方法也在发展。正如毛主席所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崇古尊经风气盛行的明朝，吴有性面对着疫病猖獗流行以及医生们“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的现实，深感《伤寒论》已不能满足医学发展的需要，他继承了宋元时期“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观点，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批评那些因循守旧的医生“误人甚众”，“不死于病，乃死于医”。在这种革新进步思想的指导下，他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框，对王叔和撰次的《伤寒例》和朱肱、陶节庵、汪石山诸医家有关温疫的论述提出异议和订正，病因、病理和治疗等方面，大大补充和发挥了前人的学说，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对传染病学作出了新的贡献。

《温疫论》中不少篇幅，内容精辟，分析细致，充分体现了吴氏严谨的科学态度。如吴氏治疫很强调攻下，但决非妄用，书中不仅条分缕析地列举了三十余种可下之证，而且详尽地阐述了攻下法的禁忌证、注意事项以及下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提出数下之间，应服宽缓之剂，正虚邪实者宜补泻兼施，谆谆告诫用攻下法“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足见吴氏应用泻法，既积极大胆，又郑重谨慎。由此不难看出，他是如何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实地观察，细致分析，否则是很难得出这样确切论断的。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温疫论》也有不少糟粕和不足之处。如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指出罪恶的社会制度是疫病严重流行的主要根源，因此无法从根本上防治它。又如，单纯强调戾气而否定六淫等其他致病因素；误将鹤膝风、老人中风等并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此外，对疫病的治疗方法也不够丰富，尤其是对预防措施甚少论及，等等。因此，我们今天评注《温疫论》，既不是对该书引经据典，索引考证，也不是把《温疫论》作为现代传染病学的教科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其“古为今用”。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吴有性所叹息的那个“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的温疫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卫生工作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遍地开花，赤脚医生队伍茁壮成长，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工作深入开展，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树雄心，立壮志，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医学科学高峰，我们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创造出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事实将无可辩驳地证明：“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1976年12月